新興經濟體目前已成為關注的焦點。我國作為zui大的新興經濟體,在經歷了改革開放30年持續快速增長后,發展階段發生了歷史性變化,開始由生存型階段進入到發展型新階段,并帶來需求結構的戰略性升級。在發展階段變化和金融危機沖擊的共同作用下,支撐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內在因素和外部條件開始發生重要變化。在此背景下,以調整經濟結構為重點,以建設消費大國為主線的發展方式轉型的戰略作用凸顯,并成為我國經濟第二次轉型與改革的歷史新起點。

    消費主導時代的轉型與改革

    我國正在走向消費大國,今后需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投資、出口主導向消費主導的戰略性轉變,這是由兩個基本因素所決定的:*,隨著我國由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的轉變,需求結構開始發生明顯變化。例如,居民消費需求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費品升級、由私人產品向公共產品需求升級、由物質追求到人的自身發展追求的升級。擴大公共產品消費需求已成為適應我國發展階段變化的內在要求。第二,后危機時代經濟環境會更為復雜,歐美等發達國家消費需求萎縮將成為中長期趨勢。在這個特定背景下,我國需要盡快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逐步降低經濟增長對外部市場的過度依賴。

    我國正在進入發展型新階段,這將伴隨一個消費需求大幅上升的時期。但由于多種因素,近來我國消費率提高并不明顯。從2009年情況看,前三個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5.1%,但在7.7%的GDP增長中,投資貢獻（7.3個百分點）仍大大高于消費貢獻（4個百分點）,以消費為基礎的經濟增長內生動力尚顯不足。

    隨著國內需求結構變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縮,促進消費結構升級和消費增長是必然選擇,并有可能在未來五年左右將居民消費率提高5-10個百分點。關鍵就在于在加快調整消費和投資關系的同時,需要加快推進相關領域的改革:*,改革收入分配體制,全面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幅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第二,加快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盡快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由此引導居民的消費傾向;第三,加快財稅和金融體制轉型,推進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和消費型金融體制的建立;第四,推進投資體制改革,實現投資結構重點由生產性投資向消費性投資的轉變。

  城市化時代的轉型與改革

    城市是消費的主要載體,加快城市化進程是構建消費大國的戰略性選擇。從經驗看,當一個國家處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時候,城市化率大概在55%-60%左右。2008年我國人均GDP達到3266.8美元,但城市化率只有45.68%,遠低于工業化中后期60%的均值,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國內消費需求的釋放與升級。

    有研究表明,在我國改革開放30年平均10%的增長率中,城市化貢獻了3個百分點。但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等制度因素的制約,城市化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潛力還遠未釋放出來。未來5-10年,我國的城市化將呈現加快發展的大趨勢,城市化率至少還有10個百分點左右的提高空間。考慮到乘數效應,估計城市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能夠增加大約1.2萬億消費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可達到4個百分點左右。由城市化帶來的國內投資消費需求的增長至少可以支持未來10-20年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今后,我國應進一步打破城鄉二元制度結構,統籌城鄉發展,推動城鎮化率的提高。

    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的轉型與改革

    從生存型階段進入發展型階段,伴隨著從私人產品短缺時代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公共產品供給有助于調節居民消費傾向。改革開放30年,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而反映居民消費意愿的重要指標——平均消費傾向卻在總體上持續下降。1990-2007年,我國農村居民消費傾向與農村居民醫療教育消費支出比重的相關系數為-0.66,城市居民消費傾向與城市居民醫療教育消費支出比重的相關系數為-0.73。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義增長13.9%,但居民社會保障等支出年均增長36%。這說明基本公共服務投入不夠是城鄉居民消費傾向持續走低的重要因素。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標,加大公共產品供給有助于調整政府投資結構和消費結構。初步測算,未來十年,實現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明顯提高的目標,公共服務支出年均增長率至少要達到5%左右,投資總額將達到15萬-20萬億元。以此測算,未來三年在已確定的8500億元醫療衛生體系建設支出的同時,在義務教育領域需要1.3萬億元左右的投資,在基本社會保障領域需要2.2萬億元左右的投資,三項支出約占財政總支出的20%左右。這個基本公共服務投資計劃,可在未來五年左右初步建立全國統一的醫療保障體系;初步建立一套新型的農村養老保險體系,并為建立一個低水平、覆蓋全民的養老保險體系奠定重要基礎。以這樣的基本公共服務支出水平為起點,估計未來三年左右,消費率可提高5-10個百分點;未來十年左右可初步建立一個惠及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低碳經濟時代的轉型與改革

    低碳經濟是一種新型發展模式。它不僅是本世紀人類zui大規模的環境革命,而且也是一場深刻的經濟社會革命。后危機時代,低碳經濟將成為結構調整和技術創新的重要驅動力。世界進入低碳經濟時代,我國的大國作用和大國責任不斷凸顯。我們既要看到上的某些復雜因素,更要看到我國作為一個大國在低碳經濟時代的責任和作用。主動應對減排挑戰、發展低碳經濟,重要的是結構調整和改革的選擇問題:*,推進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第二,推進能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第三,推進環境產權制度改革;第四,推進碳交易體制機制建設。加快推進這些改革,將大大加快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進程。

   政府轉型時代的改革

    我國發展方式轉型與改革的關鍵在于政府轉型的突破。政府轉型從2003年SARS危機提出到現在,應當說有所進展,但還需要有所突破。當前,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特點仍很突出,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導經濟增長非常明顯,甚至在反危機中還有進一步強化的趨勢。其主要特點是:以追求GDP為主要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主要任務;以上重化工業項目和熱衷批租土地為主要途徑;以行政推動和行政干預為主要手段。從現實情況看,我國發展方式轉型關鍵在于政府轉型與政府決策。需要*改變政企不分的體制,政府不應當也不需要繼續扮演經濟建設主體的角色;需要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政府干預和政府作用必須建立在市場基礎之上。由發展主義政府向公共服務的政府轉型,必然成為我國發展方式轉型的推動力,由此終結以GDP為中心的增長主義,自覺走公平與可持續的科學發展之路。

    發展方式轉型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來推動。綜上所述,后危機時代我國發展方式的轉型與改革正處在歷史轉折時期。我們需要客觀把握后危機時代我國第二次轉型與改革的現實需求和基本走勢,加快推進以走向消費大國為主線的戰略性轉型與改革的進程。我國實現由生產大國向消費大國的轉型,既涉及到經濟領域,又涉及到社會領域,還涉及到行政領域。就是說,它是一個發展方式轉型的問題。為此,一方面要使短期的經濟刺激政策與中長期的結構調整相結合;另一方面要確立以發展方式轉型為主線的改革總體思路。并按照這一總體思路推進結構性改革:

    *,推進以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為主線的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釋放轉變發展方式的活力,使經濟增長由政府主導的需求平穩過渡到市場主導的需求上來,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第二,推進以公共需求轉型為主線的社會體制改革,著力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矛盾,為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擴大國內消費需求提供社會動力。

    第三,推進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努力實現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重大突破,進一步形成*與地方的合力,政府與市場、社會的合力。